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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佛像雕塑艺术

济公像  天台宗教研究所制

天台山佛像雕塑艺术的主要工艺有木雕、石雕、泥塑、干漆夹苎、贴金、彩绘等,而最负盛名的是采用干漆夹苎工艺制作的大型造像艺术,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佛像是作为佛教崇拜的工具而产生的。中国最早的佛像记载是《魏书》:汉武帝时,“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毗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金人就是佛像,当时佛教还未传入中国内地,而北方的匈奴却先已照耀着佛教的光辉。佛像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是在汉代中期。相传东汉永平三年(公元60年),明帝刘庄在某夜梦见一金人,不知何方神人,遂召见群臣,以占所梦。有位叫傅毅的大臣说:西天竺有此圣人,称为佛陀,全身金色,陛下梦见即是佛陀无疑。明帝即派侍臣蔡愔率千乘万骑出使天竺,寻访佛陀。永平十年(公元67年),蔡愔等人不仅携回经文和佛像,还请回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位高僧抵京城讲经说法。这是关于中国佛像的最早传说,但那还是外来的佛像。中国式的佛像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初创的。到魏晋南北朝,佛事大兴,并深入人心。由于佛教崇拜的需要,各种佛像大量诞生,造像艺术开始繁荣,天台山的佛像雕塑大约也从那时开始。

三国吴赤乌(公元238-251年)年间,佛教传入天台山,当时浙江境内共有9座寺院,天台山一带就占了6座,天台县境内有资福院、翠屏庵、回恋庵3座。这一时期寺院以何种形式供奉佛像,缺乏史料的记载。

自两晋历南北朝以至于隋,是天台山寺院由兴入盛的初盛时期。至今还存在的最早寺院是东晋兴宁(363-365)年间高僧昙猷建造的万年寺。这一时期,天台共建有寺院23座,并开始有佛像的记载。

天台山佛教的兴盛带来造像艺术的繁荣。在千百年造像艺术的发展历史中,有大量杰出的造像艺人在其中默默探索,不断完善技艺,但他们的名字没有留在艺术史册上,大部分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在天台山的造像艺术史上,东晋的戴逵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也是造像艺术史上少量留下名字的艺人。虽然没有戴逵与天台山关系的直接史料,但天台山是当时佛教寺院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戴逵长住在临近天台的剡县,参与过天台佛像的塑造,应该是合理的推断。戴逵,生年不详,卒于晋太元二十年(公元395年),字安道,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县)人,后迁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县西南),记载中说他幼年聪慧,中年时所作佛像享有盛誉。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述,戴逵“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潜坐帷中,密听众论。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说他制作佛像后,坐在帷帐后面密听观众的意见,以普通观众的评点意见作为自己创制佛像的修改依据,说明他是一位善于听取并分析意见的艺术家。更为重要的是,戴逵重视南方民众对佛像的“审美”评定,说明佛教造像的“汉化”在南方已经开始。戴逵的儿子戴勃、戴颙都擅长美术创作,戴颙尤其擅长制作大型佛像。由于他们是当时的名士,作品的形式风格也就成为大家仿效的对象,也因此促进了佛教造像风格的变化。

千手观音  天台宗教研究所制

大部分的艺人、匠人没有戴逵幸运,都进不了艺术史。南朝齐、梁之际的僧祐,因为佛教史籍的记载,使他成为一位留名的造像艺人。僧祐(公元445-518年),南京人。他作为著名的佛教史学者,同时又拥有精深的雕塑艺术造诣。据记载,大佛寺的大佛像是由天台(当时称始丰县)县令陆咸上奏建安王,派遣僧祐主持建造的,历时三年建成。大佛体格雄壮,从刘勰的碑记中可知,僧祐指导的这尊造像获得了当时士人们的盛誉。更值得欣慰的是,这座大佛历1500余年至今仍巍然趺坐,用慈祥的目光注视着人间的风风雨雨,显示了佛教强大的生命力。

隋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是短暂的37年,但在天台山的佛教史上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这时期也是天台山佛像艺术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艺术风范,并孕育出灿烂辉煌的大唐文化。隋代是佛教天台宗的创立期。陈、隋之际,高僧智顗率20弟子入天台山修持。他以毕生精力著书立说,远绍印度龙树,近承北齐慧能、慧思法统,以大乘佛典为依据,融汇中印文化,撰成“天台三大部”,从而开创了中国化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宗风远播海内外,影响深远。智者大师一生造寺36所,造像10万尊,其中在天台山的前后12年间,建有12道场,造像3万多尊。如此多的造像,必然需要大量的能工巧匠,可惜造像的过程和造像工匠的名字都未见记载,大部分的佛像也没有流传至今。国清寺是智者大师生前画好草图,由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遣司马王弘督造。1935年,国清寺僧在修理寺塔时,在塔内发现了弥勒、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导师、药王7尊隋代线刻造像,线条流畅,慈祥逼真,是天台山佛教艺术珍品。在寺塔内,还有大量隋代浮雕佛像砖,现部分被移至寺内珍藏,这些寺砖长36厘米,宽19.5厘米,砖上横雕着3尊佛像,结跏趺坐于莲台上,秀眉慈目,神态安祥。虽是小型砖雕,却透出雍容华贵的气象。

隋以后,天台山的佛教逐渐走向兴盛。其间,虽因战乱,或自然灾害,或朝庭贬佛等,寺院时有兴废,但总体而言,兴多废少。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经济繁荣,国力上升,社会稳定,文化与艺术走向鼎盛,佛教雕塑同样以宏大瑰伟而载入史册。唐以前的中国雕塑基本上就是佛像雕塑的历史,雕塑基本上是以佛教崇拜的需要而存在的。到了唐代,雕塑逐渐走向现实生活的其他方面,佛像雕塑的造型也逐渐与现实接近,总体上的风格是追求整体的气势和富丽堂皇的色彩,艺术上趋向真实感,使用的材料繁多,设计手法丰富,制作工艺严谨。天台山的佛像雕塑也与这大趋势是一致的,国清寺藏唐代石雕三圣像体现了这种风格特点,从佛像的眉间嘴角可以看到人们善良和朴实的愿望。唐代佛像世俗化的趋势还体现在五百罗汉开始被列于殿堂供养,史料记载,这种供养方式最早在唐代出现在天台山。与佛像、观音像等相比,罗汉像更加有世俗化的因素,形象更加生动,千姿百态,更容易发挥工匠的艺术想象力。

干漆夹苎工艺最早产生何时已难以考证,现存的最早作品是唐代,其工艺已经十分完善,应用干漆夹苎技艺制作的作品,结实、稳重、大气,具有防水、防火、防蛀和永不变形、开裂等特性,抵御撞击和抗风化性能强,可保存千年。在日本唐招提寺,有一尊被奉为国宝的鉴真坐像,是唐代天台僧人思托采用这种传统工艺制作而成的,其工艺已达炉火纯青,代表了天台山造像艺术的一个高峰。鉴真坐像刻划的完全是一个人世间的人物,体现出温馨、慈悲的情趣以及佛教的宽容精神,这种入世之感,是与当时要求普渡众生的佛教宗旨相一致的。鉴真前后六次东渡日本过程中,第四次曾住天台山国清寺。鉴真最后成功到达日本,带去了许多佛像和天台宗典籍。思托是鉴真的高徒,是唯一“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追随的中国僧人,“四度造舟,五回入海”,虽历尽艰辛,备尝漂泊之苦,而总无退心,最后更和鉴真一样埋骨在异邦日本。从鉴真坐像的艺术和工艺水平来看,思托无疑还是一位精通干漆夹苎等造像工艺的艺人。

到了五代十国及北宋时期,虽然中原一带纷纭逐鹿,兵火不断,天台山却偏安一隅,社会相对安定,寺院最多时达到29 座,成为天台山建寺史上的全盛时期。1984年,在螺溪传教村传教寺遗址发现的12块宋代线刻造像,能代表宋代天台山雕刻艺术的典型风格,画面为诸天形象,线条流畅,神态生动。

罗汉像  天台宗教研究所制

罗汉像的塑造在天台山造像艺术中占有特别的位置。如果说,五百罗汉被列于殿堂供养始于唐代的天台山,那么到宋代,由于朝廷的推导而在全国寺院成为一种普遍的供养方式。这种推导,也始于天台山。从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敕命造罗汉像五百十六身,于天台山寿昌寺奉安”。五百十六尊罗汉,即五百罗汉加十六罗汉。五百罗汉供养由此在全国推开,有些寺院的五百罗汉堂甚至悬挂“天台来阁”匾,以示与天台山的关系。

宋代天台山佛教的繁荣,直接推动了造像艺术的提高,天台民间涌现出大批的造像艺人,造像技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曹厚德、杨古城编著的《中国佛教艺术》中,介绍中国对日本佛像艺术的影响,其中清凉寺式佛像是日本一支有代表性的流派,最早是宋代由日本僧人然从天台山带回的旃檀木像开始。这段历史对了解天台宋代佛像艺术是非常难得的史料。日本京都嵯峨清凉寺高僧奝然于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入宋,8月到浙江台州,住开元寺,9月到天台山国清寺,再参拜大佛寺,后北上北宋京城汴梁,受宋太宗召见,赐紫衣,授“法济大师”称号。离京后游访五台山及洛阳白马寺和龙门圣迹,于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回到天台山,邀请天台工匠张延皎、张延袭兄弟刻成“优填王释迦瑞像”。这尊旃檀佛像高约160厘米,用中国的魏氏樱桃木雕成,雕像穿着通肩袈裟,衣纹呈茶勺线状,头发涡状卷折,这是典型的印度式样。佛像的右手曲臂伸五指,施无畏印相,左手微曲下垂,结与愿印,舟形的背光透雕莲花唐草和十一尊化身佛。宋太平兴国十一年(986),然将这尊佛像带回日本,后一直供奉在清凉寺,成为日本的国宝。这尊佛像由于具有印度佛像的特征,带到日本后被称为“清凉寺式”,至今日本的唐招提寺、西大寺、极乐寺、延命寺等都还保持这种式样,成为日本佛像艺术中的一支有代表性的流派。

日本清凉寺佛像

张延皎、张延袭是我们见到的少量见于记载的两位民间造像工匠的名字,他们只是无数工匠中的一员,别说他们无法进入中国艺术史,就是天台的地方史也没有他们的位置,但他们雕刻的佛像却成为日本的国宝。这让我们感叹艺术史的不公。

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天台山的佛寺虽不如以前各朝代,但兴废交替,总体保持一定数量。这几个时期的造像艺术,工艺不断提高,更加追求华丽和细部的刻划。可惜的是,各个朝代留下的佛像已很少。石梁下方广寺有小型金身五百罗汉造像,为明代檀香木雕贴金,晚清至民国期间蛀毁严重,后以香樟木重新雕刻,现还存五、六十尊左右为明代原物。中方广寺有高约1.3米,宽近1米铜殿,系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钦差提督九门大监徐贵等施助,内铸五百罗汉浮雕小像,其形象刻划非常生动,反映了明代佛像的设计和铜铸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清代天台山佛教有过一次复兴,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国清寺奉敕重建,重塑佛像。这次重建,成为我们现在见到的国清寺的基本模样。我在童年时还见过这些庄严肃穆佛像,依稀有些印象,似比现置的佛像更加高大雄伟,只可惜后来这些佛像大部分被毁于一旦。

现代的天台山造像艺术有过一段停滞的时期,特别是文革期间,是天台山的造像艺术发展的一段空白期,不但没有任何发展,而且大量的珍贵雕塑被毁。十年动乱还没有结束,因与日本恢复邦交的需要,国清寺成为全国最早进行修复的寺院。1972年,国务院拔出巨款,重新雕塑佛像,甚至从北京故宫运来精美佛像,从而带来天台山造像艺术的再一次兴盛。许多民间艺人重新拾起传统的手工技艺,新一代的艺人更是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创新,创造出大批具有时代特色的造像艺术,每年都有大量的天台山雕塑运往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现代科技和现代艺术理念的溶入,使传统工艺更趋完善,雕塑的形象更加生动,更加千姿百态,传统的工艺重发出灿烂的光芒,天台山的造像艺术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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