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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 从农民一跃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

陈永贵,上个世纪50-70年代大寨党支部书记,在毛泽东的关怀下,陈永贵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对一个普通农民干部的赏识和重用,正如陈永贵所说的那样:“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大队,就有一种精神,他那里就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陈永贵出身贫苦,他是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之后,获得解放的,因此,他打心眼里热爱毛泽东,一心一意听毛泽东的话,跟共产党走。他当上大寨的党支部书记后,一直按照党的指示工作,而且,由于他有一定的政治头脑,组织能力强,工作上办法多,对自己要求又严格,因此,他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几乎每项工作都能够带领群众干出成绩来。中央号召农村搞合作社时,陈永贵率领大寨部分农民于1952年建立了合作社。1956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

作为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既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又能够在生产劳动中处处带头苦干,因此大寨大队的党员和群众都听他的。在他的领导下,大寨大队的生产每年都有新的发展,集体经济越来越巩固,群众的生活水平也稳步提高。但陈永贵并不满足于这些。他在带领大寨农民整修土地,建设稳产高产梯田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农业生产管理制度,同时,还总结出一套通过做思想工作,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党支部工作经验。这些制度和经验,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来说,确实是凤毛麟角,也确实是先进的。

于是,山西省委决定,在全省宣传陈永贵这个典型,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这样,在上世纪60年代初,山西全省掀起了一个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大队经验的高潮。

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大寨大队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70%的农民无家可归。尤其严重的是: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这时,许多社员都失去了信心,他们找到陈永贵说,地冲垮了,房子也冲毁了,咋办呀。陈永贵信心十足地说:咱们人没有少一个,人还在,这就是胜利。只要人还在,地冲垮了可以重修,房子冲垮了可以重建。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得知大寨受灾的严重情况后,十分重视。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

但出乎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负责人意料之外的是,当救济物资正要发下去之时,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全体党员得知消息后,做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当时,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很多干部不相信大寨大队能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有的干部认为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是吹牛皮。但是,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以极高的干劲,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1963年粮食产量不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平均亩产达到700多斤,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12万斤粮食。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后,反而比原来的更好。社员们对大寨党支部十分信任和拥护,他们集体主义观念更强了。这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1964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通讯报道,配发了社论。这样,北京也知道了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中共北京市委还请陈永贵去介绍经验。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应邀去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向数千名干部介绍大寨的经验。他没有任何稿子,却毫不怯场,往那里一坐就开讲。而且,听众发现,这个农民干部讲话时,口齿清晰、条理清楚,讲话充满了辩证法,有很高的政治水平。陈永贵的讲话折服了北京市的几千名干部,他们听了陈永贵的报告后,专门组织了学习和讨论,有的人还写了很长的心得和笔记。

但是,此时忙于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毛泽东并没有听说陈永贵这个人。1964年3月27日,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28日毛泽东到达河北省邯郸市,在那里他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请到专列上,听取他们的汇报。陶鲁笳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专门提到了陈永贵。他是在向毛泽东汇报农村“五反”情况时提到陈永贵的。当时毛泽东特别关心农村“五反”情况,关心农村干部不参加劳动,反而拿高工分,从而和社员的收入出现较大差别的问题。陶鲁笳在回答毛泽东这方面提问时说,我们山西省有一个大寨,那里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经验好。接着,他向毛泽东汇报说,大寨的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陶鲁笳还特别提到:关于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还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陈永贵也被北京市委请到人民大会堂向几千名干部介绍了大寨的经验。陶鲁笳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说:《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北京市委请陈永贵来讲,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关于陈永贵的材料?陶鲁笳回答说:有,回头送给主席。毛泽东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拿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后,毛泽东又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陶鲁笳告诉毛泽东,陈永贵从小没有上过学,本来不识字,但他十分刻苦,繁重劳动之后,坚持自学,现在已经能够看报纸,还能借助字典读《毛泽东选集》。陈永贵虽然文化不高,但讲话却有条有理,充满了辩证法,引用的例子都是人们生活特别是农民生产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很能说服人,赵树理听了他的报告后说,陈永贵的讲话水平高,有辩证法。陈永贵的事迹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明显表示出对陈永贵的好感来。他对陶鲁笳说,穷山沟里出人才,出好文章。唐朝有一个大学问家叫柳宗元,是山西人,在我的家乡湖南做官,他做官的地方也是山区,他写过很多好文章。接着,毛泽东叮嘱陶鲁笳,一定要把陈永贵的材料送给我。毛泽东听完山西、河北两省汇报后,继续南下,在途中,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

自从听了陶鲁笳的汇报后,毛泽东对陈永贵的事迹十分关注。他到南京后,一直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各地干部提起陈永贵的事迹。他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的前途命运的角度思考了很多。他对陈永贵事迹的肯定,不限于表面的对一个劳动模范事迹的称赞,而是考虑得更深。他首先考虑的是陈永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种精神显得特别宝贵。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第一次在会议上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他说:“山西有一个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的大寨大队,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大队,就有一种精神,他那里就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此时毛泽东考虑陈永贵的事迹,更多是着眼于陈永贵带头参加劳动,不搞特殊化,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的角度。毛泽东认为,这是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好办法。只有这样,中国的干部才不会变成修正主义者。中国才会防止出修正主义。

“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毛泽东用自己的钱,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在毛泽东请的人中,有一些大区书记,也有一些中央高级干部,更特别的是,有许多全国劳动模范,其中就有当时是全国劳动模范的陈永贵。宴会之前,毛泽东就向周恩来交待,一定要请到陈永贵,我要和他见面,和他谈一谈。当天中午,陈永贵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这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稍微新一点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毛泽东见陈永贵来了,立即走上前与他握手。陈永贵见了毛泽东,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毛泽东热情地请他在自己身边落座。席间,毛泽东与陈永贵说了许多话。他对陈永贵说:你是农业专家啊!陈永贵没有听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周恩来替毛泽东翻译后,陈永贵连连摇头,说自己不是专家。毛泽东问陈永贵多大年龄了?陈永贵说:50啦。毛泽东笑道:50而知天命哟。陈永贵只是笑,没有回答。毛泽东特别询问了陈永贵的生活情况、身体情况、家庭情况,这使陈永贵深受感动。毛泽东还向在座的人介绍陈永贵,并且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他是聪明的,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我们的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就很蠢,就没有陈永贵这样的水平。”

毛泽东对陈永贵说,你能看报纸,能读书了,这很好,不过,还要继续努力学习,把你的经验总结起来,教给我们的同志,教给我们的高级干部,让他们也多懂得一些辩证法。毛泽东还说,你要继续保持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还说,大寨要搞科学种田,提高产量,给全国带个头。陈永贵向毛泽东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跟毛主席革命到底,奋斗到底。毛泽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十分重视结合读这本书来研究苏联变修的问题。他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苏联变修,是因为人民没有真正的管理国家的权力,在苏联,法律和各种文件在表面上说,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但是,在企业里,工人只是被管理者,说话不算数,没有管理企业的权力;表面上农民是农庄的主人,但是,农民只是劳动,没有管理集体农庄的权力;表面上,士兵是军队的主体,但士兵只能服从命令,没有管理军队的权力。总之,在苏联,人民实际上没有权力,公民不是国家的主人。这是苏联变修的根本原因。中国要防止蹈苏联的覆辙,就要采取新办法。新办法之一,就是干部要参加劳动,不搞特殊化,而工人、农民要参加国家的管理。当时,一个特殊的计划在毛泽东头脑中形成:把一批优秀的工人、农民提拔起来,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这些干部不脱离生产或者半脱产,能够参加国家各领域的管理,以此给全国树立一个样子,在全国造成一个选拔工农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参加国家管理的风气,最后形成一种制度,将此作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当山西省形成夺权之风时,作为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是天然的“革命派”。1967年2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后来,当晋中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陈永贵又成为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对陈永贵的表现,毛泽东是一直关注的,他看到,陈永贵拥护“文化大革命”,并且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当上县和地区一级领导后,仍然抓生产,那里的局势也平稳,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一些老干部也结合进了领导班子,这正符合他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预想。看到这些,毛泽东对陈永贵更加赏识了。

山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毛泽东亲自提名,让陈永贵当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毛泽东的这项提议,通过中央文革很快就落实了,当山西省成立革委会时,陈永贵成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在组建山西省委时,又经毛泽东亲自提名,陈永贵成为山西省委书记(当时各省设第一书记)。陈永贵在担任昔阳县、晋中地区、山西省的负责人时,在抓农业生产方面,在山西省的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陈永贵的思想,也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不可能不受到“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想的影响而出现“左”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大寨经验的介绍和在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过程中,抛开作为大寨经验本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而突出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强调砍资本主义尾巴。

1967年6月到1968年10月,陈永贵亲自主持在昔阳县召开了三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陈永贵在会上介绍大寨经验时,强调的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了抓阶级斗争的陪衬或者副产品。他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农业学大寨,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以革命的大批判为动力,推动学大寨运动;必须建设革命化、战斗化、群众化的领导班子,把政权掌握在革命派手里,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革命的群众路线。这样才能学到大寨的经验。

虽然陈永贵在会上也介绍了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介绍了大寨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但是,他是放在后面来介绍的。中央的一些报刊也努力配合这种宣传,把大寨经验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靠。从当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和社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强调没收社员的自留地,限制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并把这形容为“砍资本主义的尾巴”;再如,强调批判“工分挂帅”等等。对大寨经验的这种宣传,以及通过抓阶级斗争促进生产的提法,毛泽东是满意的,因为这正符合他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

陈永贵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他虽然是山西省的领导人了,但他并不脱离生产,不拿工资,也不要任何补助,不坐小汽车,在省里的招待所吃简单的饭菜,只是去省里的路费由省里报销。他仍然担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他的家仍然在大寨,除了去省里开会外,他都在大寨。只要在大寨,他每天都要和社员一样劳动,顶一个整劳动力,和社员一样记工分。由于他一直不要工资,他的全家仍然靠他的劳动工分生活,因此,他家在大寨与其他农民相比,生活水平算是低的。他本人仍然一身农民装束,穿一件自家做的对襟衣服,自家做的当地农民穿的裤子,头上包着一块白头巾,胸前挂着一个旱烟袋,脚上穿一双土布鞋。他不是刻意这样做,而是习惯于这种装束,也是为了参加劳动方便。在他带领下,大寨的建设每年都有新成绩,农田基本建设一年一个样,一年比一年好,上交国家的粮食每年都有增加,农民的收入每年都有提高,大队还建起了比较好的医院、幼儿园、学校。

毛泽东总是在不断地了解陈永贵的情况,了解大寨的建设情况。他得知陈永贵仍然住在大寨,不脱离劳动,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时,心里非常高兴。对大寨取得的新成绩,毛泽东也很满意。一次,陈永贵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毛泽东见到了陈永贵。他见陈永贵还是头上包着白头巾,穿着农民的衣服,就对陈永贵说,你还是老样子,你没有变。毛泽东当时说的这句意味深长的话,陈永贵没有听出别的来,他只是笑,没有多想。

1969年初,党的九大召开之前,在酝酿九大中央委员人选时,毛泽东亲自提名,陈永贵可以当九大中央委员。由于毛泽东亲自提名,加上陈永贵是农民代表,又是山西省的领导人之一,大寨也做出了成绩,在选举九大中央委员时,陈永贵顺利当选。陈永贵当上中央委员后,还是住在大寨,还照样参加劳动,还是那一身农民装束,而大寨的粮食产量也一直在增长着。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央筹备召开党的十大时,毛泽东考虑,补充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要考虑让一些老干部参加,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让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参加,而在工农干部中,毛泽东首先考虑的就是陈永贵。召开党的十大时,毛泽东提名陈永贵当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陈永贵又顺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4年,中央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在考虑副总理人选时,毛泽东又想到了陈永贵。他和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完全同意陈永贵当副总理。在征求一些老同志的意见时,老同志们也都同意陈永贵当副总理。有了毛泽东和中央老同志的这些意见之后,已经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在医院里的病床上和陈永贵谈了中央的这个打算。陈永贵听周恩来谈中央有让他当副总理的打算,连忙摆手说,我不行,我文化水平低,政治水平也低,当不了。周恩来对陈永贵说,你看你,永贵。你还是一个党员呢,是党员,就要听党组织的安排,现在,中央内部斗争很激烈,你不参加进来,别人也要参加进来,我看你还是当吧。陈永贵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也知道中央内部“四人帮”咄咄逼人,要篡夺更多的权力,把矛头对准周总理的情况,现在听周恩来这样说,他就答应做这个副总理了。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任命周恩来为总理,同时任命副总理12人,陈永贵在12位副总理中排名第7。

陈永贵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后,他的家仍然安在大寨,他本人也常在大寨。但他在中央的工作忙了,不能全身心照顾大寨的事情了,他让郭凤莲接他的班当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自己仍然是大寨党支部的委员,大寨重要的事情也要征求他的意见。此时,陈永贵在北京仍然是那一身农民装束,因为他习惯了。他还是不拿国家的工资。他家的生活来源,靠大寨给他记一个中等劳动力的工分和中央每月给他的100元钱伙食补助。

作为副总理的陈永贵,工作是努力的。他在全国跑了许多地方,进行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不少发展农业的意见和建议。他的意见和建议,被不少农村基层干部所重视的。但是,陈永贵在中央却受到“四人帮” 轻视。“四人帮”在地方的亲信也不把陈永贵放在眼里。陈永贵到一些地方去检查工作,根本不受重视,他讲的话也得不到落实。对这些,陈永贵不在乎,他照样到处讲他的道理,对下面他看不惯的事情,也敢于直言批评。毛泽东对陈永贵到中央工作之后的情况十分关心。他知道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不重视陈永贵,他要亲自给陈永贵的工作以支持。

1974年和1975年,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生产搞上去。邓小平坚决支持、认真贯彻毛泽东的这一主张。陈永贵更是对毛泽东的主张坚决拥护,全力贯彻。在抓生产当中,邓小平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决定开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泽东同意开这次会议。同时,毛泽东考虑,这次会议要在大寨开,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大寨是全国农村发展的方向,应该学大寨。在大寨开这样的会,有意义。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考虑,在大寨开这样的会,对陈永贵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有助于进一步在中央和各地树立陈永贵的威信。这样,中央就定下来:1975年9月在大寨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前,毛泽东、周恩来对会议的内容、参加人员,都详细过问。中央政治局也开了几次会议,讨论会议文件。毛泽东最后还表示:中央政治局委员凡能去的,都去大寨参加这次会议。这对陈永贵来说,是一个光彩的事情,他心里十分高兴。那一阵,陈永贵最忙。他帮助邓小平准备会议文件,准备开会的议程。他从北京到大寨跑了许多次。9月15日,会议如期举行,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华国锋、陈锡联等都到了。会议之后,陈永贵的威信进一步提高了。在中央,各部委大多能听陈永贵的话了。陈永贵到地方去检查工作,发表讲话,也受到重视了。此后,陈永贵的干劲更高了,他跑的地方更多了。而且,他大多去的是农村。他每到一个农村,就往农民家里的炕上盘腿一坐,和当地干部、群众拉起家常,还到地里看庄稼,和当地社员一起劳动。

“我有错误,但我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肯定了这一点,我死也可以瞑目了”

 毛泽东1975年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到年底,已经病得很重了。陈永贵得知毛泽东病得很重,心里很难过。对毛泽东的病情,他多方打听,十分惦记。那时的他,只是努力工作,努力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用这些来排解自己心中的悲伤。那时,他在全国各地跑得更多了,对农业生产抓得更紧了。

他看到“四人帮”正在处心积虑地想要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心里十分着急,他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心。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四人帮”,并且指出,一定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永贵本来就对“四人帮”比较反感,听了毛泽东的那次讲话后,更与“四人帮”保持距离。在中央政治局里,他与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比较亲近。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经当面顶过张春桥,在实际工作中,他比较听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虽然他在抓农业工作时,思想上还是比较“左”的,但这与“四人帮”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陈永贵万分悲痛。他痛哭失声,有好几天茶饭不进。他知道,毛泽东是他的大恩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他陈永贵的今天。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代表全党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对此,陈永贵内心十分高兴。他在10月6日深夜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代表全党意志粉碎“四人帮”,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他还当场揭批了“四人帮”对农业生产的捣乱和破坏。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永贵在华国锋的领导下仍然抓农业生产。当时华国锋执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对陈永贵影响很大,而陈永贵出于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也从心里拥护“两个凡是”,因此,他在抓农业生产时,仍然沿用过去的老路子,“左”的色彩很浓厚。

1978年5月,中国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次讨论,人们的思想解放了,许多人对过去搞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的做法提出了意见。各种意见反映到中央来之后,中央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事关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亿万农民利益的大事。当时,邓小平已经进入中央,并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按邓小平的意见,中央对农业学大寨的争论,暂不发文件,不下结论,而是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标准去实事求是地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和教训。

1980年上半年,山西省委集中力量,对过去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8月,写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这份文件把大寨这个典型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这个典型的推广区分开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大寨“的确是山西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是山区生产建设的先进典型”。但是,“左”的路线“需要体现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由陈永贵负责”。

山西省委把这份报告报送中央。邓小平看了这份报告后,对农业学大寨运动采取了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的态度,他不赞成把责任全部推到陈永贵一个人身上。按照邓小平的意见,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社以上党委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中央在转发批语中写道:“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生产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后来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从这段批语中可以看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对待干部是宽厚的。此时,有人说:陈永贵是“四人帮”的人。陈永贵听到这个话后,十分生气。他找到了邓小平和李先念反映这个事情。邓小平对他说: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但你不是“四人帮”的人。李先念对陈永贵说,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是对的;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好的。有了邓小平和李先念的这些话,陈永贵的心里感到安慰。就在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文件不久,陈永贵因在“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犯有错误,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但邓小平对待陈永贵是宽厚的、实事求是的。在陈永贵辞去上述职务之后,中共中央并没有撤消陈永贵的中央委员职务,仍然保留他副总理的生活待遇,对他本人,仍然作为劳动模范来尊重。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陈永贵没有再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仍然住在北京部长楼里,生活待遇和从前一样。从1983年起,中央安排陈永贵做一点工作,让他担任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陈永贵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后,仍然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在他住的部长楼里,见到有劳动的事,就走在前面,连打扫卫生这样的活,他都抢着干。他担任东郊农场顾问后,多次到东郊农场,帮助那里分析农业生产情况,研究改进生产技术问题,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1986年3月,陈永贵病重。他对前去看望他的老同志说,我有错误,但我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肯定了这一点,我死也可以瞑目了。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中央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作者:霞 飞